副标题：理解和疗愈内在创伤
作者：[西] 卡洛斯·皮提亚斯·萨尔瓦
内容简介：
人类的心理活动有一个共同之处：我们不可能每时每刻都活在当下。
我们早年受过的心理创伤有明显的侵犯，如身体虐待；也有隐形创伤，如在要求严苛的环境中长大、毫无预料地被羞辱、一部分性格或需求被完全禁止、情绪被忽视，等等，在成长过程中重复发生并累积起来，逐渐摧毁我们的安全感和自尊心。
曾经压抑的创伤和没能释怀的过往，在相似的情境下会被唤醒，引起强烈的情绪波动。这时我们的行为或话语，很容易伤到我们最亲近的人，包括我们的孩子。我们会不自觉地从受害者，变成加害者。
作者指出，人是关系性的存在。他在探讨人类关系复杂性的同时，从深度的自我探索开始，修复内在的依恋模式，进而提高心智化的程度与认知自信，培养共情能力，让我们在当下与未来更好地经营关系。重要的是，你要相信，每个人都有疗愈自己的能力。
试读
从外部到内部：内部关系模式的建立
童年时期的社会生活就是反复发生的互动的累积，如果一切正常，可以预料到照顾者会做出的行为包括给孩子喂饭、洗澡，哄他睡觉，叫醒他和他做游戏以及帮助他通过触摸对外部世界进行探索，等等。这些行为都通过一种稳定、或多或少能被孩子感知的方式进行，有利于孩子建立一个与自己互动的重要人物的内部模型。这种互动在一开始通常在外部体现（体现在互动关系双方的肢体互动中），之后逐渐向内部发展（这种关系体验被孩子在大脑中再度演绎）。
为了帮助自我适应外界，我们需要把本质上复杂、充满细微差别和变化的关系世界，还原成一个可以理解的心理模型。社会世界中的内部模型像“地图”一样在我们的童年时期指引我们在关系世界中有各类发现。我们建立和使用这些内部模型的能力是我们适应世界的重要工具之一。
例如，在很多次与妈妈就吃饭问题进行互动以后，孩子就对此类互动建立了一个心理模型，这个模型包括他自己的形象（一个饥饿的但没有办法自己吃饭的“我”）、妈妈的形象（一个充满慈爱、时刻准备向自己提供帮助的照顾者），以及一个发生在两者之间的场景的形象（妈妈给予孩子一些他原本没有的东西，孩子因此感觉到满足和被爱）。每一次新的互动都会让这种内部的形象变得更稳固（孩子被充满爱意地喂饭，这就强化了母亲充满慈爱、时刻准备向孩子提供帮助的形象），而且慢慢会有细微的变化或者更丰富的内容（比如，现在孩子稍微长大了一些，其认知和运动能力更发达，母亲会在给他喂饭的同时，与他进行视觉上的游戏，这又为他之前建立的模型带来新的意义或细微差别）。在最基本和最直接的模型版本中，这种模型只是孩子对自身感知的概括：记录下重复的互动中最具代表性的方面。孩子构建这些内部模型的能力不仅使他能够适应环境，而且还能促进他形成基本的信任感。照顾者从一个提供安慰和帮助的外部源头，变成孩子在内部形成安全感的动力：“孩子的第一个社会成就是他能够允许母亲从自己身边离开并且不觉得焦虑或愤怒，因为母亲对于他来说已经变成一种内心非常确定的存在，其外部形式上的去留对孩子来说也是可以预测的。”（Erikson， 1950，p.222）
已有的相关文献中曾记载的这些社会生活地图中的术语有：
“内部对象关系”（Fairbairn，1952；Kernberg，2005）
“内部运作模式”（Bowlby，1980）
“互动的一般化表征”（Stern，1985）
“关系配置”（Mitchell，1988）
“隐性关系知识”（Lyons-Ruth et al.， 1998）
“互动的结构”（Beebe，Lachman， 2002）
关系的内部表述由以下部分组成。
· 自己和对方在特定互动中的形象（例如，自己被对方喂饭，或者从更普遍的层面来说，自己需要别人的帮助来满足需求）。
· 与所描述的互动有关的一种或多种情感（例如，与被喂饭有关的满足感；对帮助和满足自己需求的人物有爱恋和感激之情）。
· 一系列对互动中可期待事情的期望（例如，随着这种情况继续发展，我的需求将进一步得到满足；我的照顾者可能会留在我身边，我会被细心呵护）。
· 一系列旨在保持与其他人的联系或减少自身痛苦的程序性规则（例如，与喂饭的人保持眼神接触，一旦对方离开就哭闹，或者在自己无法解决不舒适的状态时向他人寻求帮助）。
这种关系的内部模型是基于孩子构建现实表征的能力而构建的。我们以前倾向于认为孩子作为一个有机体，只能接受外部刺激并做出相应的反应。然而研究表明，从出生几周后开始，我们的大脑会记录下互动中重复出现的内容，并根据这一记录预测会发生的事情。在一次又一次的互动中，孩子吸收了关于“只要满足某些条件就会发生什么”的规则，会渐渐认识到接下来要期待什么，如果这样做可以得到什么，如果以这种方式互动自己可以实现什么，等等。例如，在出生后第一年的母婴互动过程中，我们观察到，对话的参与双方适应对方信号的速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快：有时，在互动的一方完全给出信号之前，另一方已经开始给出回应（Beebe，Lachman，Jaffe，1997）。这种母婴互动速度的提升不能简单地用“刺激—反应”机制来解释，其中一定存在一种内在演绎（在孩子和母亲身上都存在）可以预测在类似的情况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随着孩子年龄逐渐增长，孩子对其经验进行反思的能力与通过语言表达或细化这些经验的能力，将会使他关于关系生活的基本表征变得更复杂，并且陆续内化在他的大脑对相关情况的演绎中。
“在一岁以后，婴儿对预期互动结构的表述被抽象化并转化为一般化的原型。这些原型将成为他一岁后象征性的‘我—他人’表征的基础。随着他开始拥有象征性思维，出生后第一年的体验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不过这些会在孩子三岁以后才发生。”（Beebe et al.， 1997， p.147）
一定要说明的是，依恋的内部操作模型并不是客观发生、千篇一律的互动关系的复制。孩子对于这种关系的思维印象与孩子和照顾者为互动赋予的情感和意义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让我们比较一下两个三岁的孩子，尽管他们与各自的母亲进行了非常相似的互动，但他们对于该互动的内部构建是不同的。第一个孩子在客厅的地毯上玩耍，他的母亲坐在沙发上看报纸。这个孩子此刻的情绪状态是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很感兴趣，他想探索周围的空间和地毯上的玩具，他根据自己的节奏尝试探索周围的环境。对于这个孩子来说，他的妈妈是一个可靠的存在。他的妈妈就坐在那里关注着他，随时准备帮助他，但她没有对他的行为进行干预，妈妈就像一个让人产生安全感的所在，在她的帮助下，孩子有可能进行探索。而第二个孩子在客厅的地毯上玩耍，他的母亲坐在沙发上看报纸。这个孩子的情绪状态是混乱和不安的；他不知道该做什么，也不完全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妈妈把我放在地上，为什么她不和我说话，会发生什么”）。这些感觉使母亲对他来说像一个缺席的人，虽然她是一个客观层面实实在在存在的人，但由于她的注意力不在孩子身上，因此她不能为孩子提供一种安全感。每个孩子在脑海中构建的互动都非常不同。对于第一个孩子来说，他的脑海中很可能保持着具有安全感的内部互动形象，这能促使他成长并给予他信心：在他心中，他人是合作者、帮助者，是安全的存在；而自己是强大、自主和有能力的。对于第二个孩子来说，他构建的内部互动形象是一种痛苦的、有距离感的人际关系，他对即将发生的事情充满不确定，也不知道如何获得安全感，他认为他人不关心自己，是不可靠的；而自己则是脆弱的，他认为没有别人的帮助，自己做不成任何事情。
书评：
《未竟的依恋》是卡洛斯·皮提亚斯·萨尔瓦的一部小说，讲述了主人公卡洛斯·穆尼奥兹的一段感情故事。
故事以卡洛斯·穆尼奥兹回忆起他和妻子玛丽亚·伊莎贝尔之间的感情为开头。卡洛斯是一名普通的警察，而玛丽亚则是一个充满梦想的女人。他们的相遇和相恋都是那么自然，然而却没有预料到他们的婚姻之路会如此曲折。
小说讲述了卡洛斯和玛丽亚的感情之间的痛苦挣扎。他们的婚姻生活没有像他们预期的那样顺利，充满了争吵和误解。在某种程度上，小说也探讨了当时智利社会的种种问题，以及人们为了追求自由和幸福而经历的各种困难和考验。
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和深入的思考描绘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让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他们的情感。故事中充满了带着浓烈哲学思考的悲情和成长，也蕴藏了作者对于人性的独特洞察和深刻理解。
这部小说不仅是一段感情故事，更是人生的真实写照。通过主人公的经历，我们可以找到自己的影子，思考自己的人生和感情。对于对人生、感情以及智利历史感兴趣的读者来说，这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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