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标题：中国经济的增长与转型
作者：赵燕菁
内容简介：
《大崛起》是厦门大学赵燕菁教授多年来研究成果的凝结。本书从城市和与城市最密切相关的“土地财政”入手，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分析了从高速度增长到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中国经济面临的关键转型，并把转型问题拓展到全球视野中。
本书探讨了中国在增长过程中的财富分配问题，最后提出了增长理论上的创见。对于希望理解中国发展、关心中国未来的读者，本书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摘选：
数据平台企业价值的来源是大数据。接下来需要回答的是，在互联网平台上产生的大数据究竟属于个人，还是平台，抑或社会？历史上资源的初始产权既有私有，也有公有，这是由不同的制度决定的。但不同制度的实践却表明，资源的初始产权界定的不同，会极大地影响制度的绩效。
一种可以用来参照的资源就是土地。对于城市政府这一平台企业而言，土地是其最主要的初始资源，所有城市都必须经历土地集中——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再私有化的过程。其中第一步——土地集中——是城市化第一个也是最难跨越的门槛。我们把英国治下的殖民地分为两类，可以发现，凡是将土地初始产权界定给原住民的经济体，比如印度，基本上都没能完成城市化；而那些将土地初始产权界定给政府而非原住民的经济体，比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都进入了发达经济体行列。这是因为工业化必须依赖城市这个平台实现轻资产运营，所以凡是不能完成城市化的国家，都被挡在了现代化的门槛之外。
中国的城市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982年的宪法将城市土地的初始产权界定给了城市平台的主要提供者——地方政府。正是因为地方政府垄断了土地一级市场，内地才得以参考香港的土地金融（也被误称为“土地财政”），成功开启城市化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国成为全球少数依靠自身完成城市化的国家。对比初始实行土地私有制的印度与实行土地公有制的中国，可以明显看出两者在城市基础上的显著差异。
正是因为依托强大的城市平台，同样加入WTO的中国才没有像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沦为发达国家的经济附庸。不仅如此，依托世界级城市平台的中国企业还在全球“攻城略地”，反噬了发达国家的市场。尽管有很多人批评说，中国的农民在政府征地时没有得到足够的补偿，但由于城市居民就是原来的农民，城市平台显著降低了城市经济活动所需的重资产成本，相当于对农民进行了间接补偿。
从中印两国由土地初始产权界定不同导致的经济增长绩效的差异上，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平台所需资源的初始产权，应当界定给平台提供者而不是资源原始所有者。按照这一规则，大数据的初始产权应界定给提供平台的企业而不是私人。以保护隐私为理由的数据私有制，最终会制约平台的创立和运营，并危害“企业群落”的整体竞争力。
平台企业的制度演进
数据平台企业超高的市场估值，来源于全体用户创造的大数据。尽管将资源的初始产权界定给数据平台提供者有利于平台的创设与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数据平台提供者应当攫取大数据价值带来的全部利益。具体到蚂蚁科技集团上市，那些在事后被曝光的投资者，是否应该是平台企业天量溢价的合法所有者？平台企业运营不可避免地要捆绑大量全民所有的自然资源，这些资源的溢价体现为平台企业的超额收益，因此，平台企业实行的所有制必然涉及巨大社会财富的分配。数字社会也是如此，它是成为一个更公平的社会还是一个更贫富分化的社会跟数据平台企业实行的所有制有关。
与土地资源国有化路径相反，中国在矿产（特别是煤炭）资源方面探索了一条私有化道路。其结果不仅没有像土地那样创造出数以亿计的中产阶级，反而使得一批正好“家里有矿”的人暴富起来。由于大数据往往是数据平台企业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这些企业正好是在大数据这样的“富矿”上，所以大数据就被想当然地视作企业财富的一部分计入了企业市值。那些通过数据平台企业上市大赚一笔的股东，和那些正好“家里有矿”的人没有本质差别，只不过前者卖的不是矿产，而是大数据。
严格来讲，“大数据”是数据平台企业与大众在交易时共同创造的。但多数国家，无论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将“大数据”的产权武断地界定给了平台企业，中国也不例外，原因就是前面讲到的初始产权——初始产权没有界定给平台企业，就根本不会有平台。真正的问题是平台企业本身一定要私有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触及一个常被讨论的话题——公有制。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破除具有“大锅饭性质的公有制”开始的，公有制的特点之一是追求资产安全，而与风险厌恶共生的是难以实现创新。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中国目前还是实行具有“大锅饭性质的公有制”，根本就不会有以阿里巴巴和腾讯为代表的一批平台企业。
但私人创造却不一定意味着私人拥有。一旦应用企业发展为平台企业，也就开始了从私有企业逐渐向公有企业的演化。最典型的平台就是政府。政府诞生于满足所有人的财产安全需求——居民只要给政府交税，就无须自己供养一支军队。由于其规模效应，政府从创立伊始就是天然垄断的。随着提供公共服务的领域增加，政府就逐渐成为助力整个社会经济活动运行的平台。政府也从“应用企业”变成“平台企业”，实行的所有制也逐渐从一开始的私有变为混合所有，乃至彻底公有。所以大家会看到，在现代国家体制中，纯粹由私人拥有的政府已经非常少见了，哪怕是采用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其君主也都是虚设的，真正的权力是通过议会代表全民拥有的。政府某一时期的领导人不论在任时权力多大，离任时也不能把任期内政府创造的财富带回家。
《大崛起》是赵燕菁撰写的一本探讨中国经济的书籍，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及其现状，并且阐述了中国其中一些发展中的问题和挑战。整本书除了发挥的愤怒和独辟蹊径的观点，同时也是基于数理经济学和实证经验等方法为基础的。
赵燕菁在书中对多个经济领域做了深入的研究，通过对比国内现有公司和外国公司的优缺点，整合实证信息，对于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势作了独到地预测，指出中国将从“制造业大国”向“创新型大国”迈进，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向着更开放、更多元、更具竞争力的国际市场发展。
总体来说，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它系统地揭示了中国经济崛起的历史和现实，充分体现了赵燕菁的深度分析思维和前瞻性判断能力。这本书对于广大中国市民，特别是对经济事业感兴趣的年轻人来说，都是一本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是值得一读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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