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1.《林则徐》
2.《岳飞全传》
3.《左宗棠》
1.《林则徐》（上下册）
林则徐，福建侯官县人，中国清代后期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民族英雄。
林则徐是嘉庆十六年（1811年）进士，历官翰林编修、江苏按察使、东河总督、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等职。道光十九年（1839年），以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时，派人明察暗访，强迫外国鸦片商人交出鸦片，并将没收鸦片于虎门销毁。该事件被认为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线。战争爆发不久，林则徐被构陷革职，发往新疆戍边。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重获起用，历任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云贵总督等职，加太子太保。道光三十年（1850年），林则徐在奉命镇压拜上帝会起事途中，病逝于潮州普宁。获赠太子太傅，谥号“文忠”。有《林文忠公政书》等作品传世。
林则徐一生遍历地方，治绩卓著。虽在两广抗击西方入侵，但对于西方的文化、科技和贸易则持开放态度，主张学其优而用之。
林则徐是近代开眼看世界第一人。
2.《岳飞全传》（全二册）
岳飞，字鹏举，相州汤阴（今河南省汤阴县）人。南宋时期抗金名将、军事家、战略家、民族英雄、书法家、诗人，位列南宋“中兴四将”之首。
岳飞从二十岁起，曾先后四次从军。自建炎二年（1128年）遇宗泽至绍兴十一年（1141年）止，先后参与、指挥大小战斗数百次。金军攻打江南时，独树一帜，力主抗金，收复建康。绍兴四年（1134年），收复襄阳六郡。绍兴六年（1136年），率师北伐，顺利攻取商州、虢州等地。
绍兴十年（1140年），完颜宗弼毁盟攻宋，岳飞挥师北伐，两河人民奔走相告，各地义军纷纷响应，夹击金军。岳家军先后收复郑州、洛阳等地，在郾城、颍昌大败金军，进军朱仙镇。宋高宗赵构和宰相秦桧却一意求和，以十二道“金字牌”催令班师。在宋金议和过程中，岳飞遭受秦桧、张俊等人诬陷入狱。1142年1月，以莫须有的罪名，与长子岳云、部将张宪一同遇害。宋孝宗时，平反昭雪，改葬于西湖畔栖霞岭，追谥武穆，后又追谥忠武，封鄂王。
岳飞是南宋杰出的统帅，他重视人民抗金力量，缔造了“连结河朔”之谋，主张黄河以北的民间抗金义军和宋军互相配合，以收复失地；治军赏罚分明，纪律严整，又能体恤部属，以身作则，率领的“岳家军”号称“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打掳”。金军有“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评语，以示对岳家军的由衷敬佩。
岳飞的文才同样卓越，其代表词作《满江红·怒发冲冠》是千古传诵的爱国名篇。
3.《左宗棠》（全二册）
左宗棠，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湖南湘阴人。晚清政治家、军事家、民族英雄，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与曾国藩等人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左宗棠曾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二十岁乡试中举，虽此后在会试中屡试不第，但留意农事，遍读群书，钻研舆地、兵法。
后由幕友而起，参与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兴办洋务运动、镇压捻军，又主持平定陕甘同治回民起事、收复新疆并推动新疆置省，其间他历任闽浙总督、陕甘总督、两江总督，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中法战争时，自请赴福建督师，1885年（光绪十一年）在福州病逝，享年七十四岁。清廷追赠太傅，谥号“文襄”，并入祀昭忠祠、贤良祠。
试读
鸦片烟荼毒中国 清朝廷禁弛游移
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夏天，珠江口外的伶仃洋上十分热闹。
对中国人来说，伶仃洋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南宋名臣文天祥抗元战败被俘，乘囚船过伶仃洋，著有名诗《过零丁洋》。零丁洋也就是伶仃洋，是同一个地方。
伶仃洋的位置在珠江口以南，方圆一百余里，西面是被葡萄牙人占据了快三百年的澳门，东边是新安县所属的香港岛，居民并不多，颇显荒芜，但因为在通商上的便利，已经为英吉利人所觊觎。
伶仃洋的热闹，完全是因为鸦片交易。洋人输入鸦片已经有些年头了，鸦片害人也早为世人所知，从雍正朝开始，就采取禁止的办法。但禁而不绝，洋货和鸦片向粤海关纳税后便可公开买卖。嘉庆登基，禁令更严，废除海关鸦片税例，把黄埔港停泊的鸦片船全部逐出内河。鸦片不再是合法交易，但鸦片走私量却逐年增加，到了道光年初年，已经超过万箱，而道光十八年，已经近四万箱！伶仃洋，正是鸦片走私的总码头。
伶仃洋面上，停着十几艘高大的趸船，高出海面二十余米，巍巍然，仿佛比远处的小岛还要高大。趸船是英国人发明的，英文名称“store ship”，就是水上仓库的意思。这种无动力装置的平底船，通常固定在岸边，本来是作为“浮码头”以供船舶停靠，上下旅客，装卸货物。但自从鸦片走私船被赶出黄埔后，东印度公司便对浮码头进行改造，增长增宽增高，长达上百米，连底舱达到三层、四层，甚至五层。舱内设备俱全，可仓储，可贸易，可居住，可娱乐，乘季风由海船拖带而来，成了鸦片买卖的庇护基地。船上，几根手臂般粗的锚链坠下，直落水下几十米，几吨重的铁锚紧紧咬住江底，一些相互为邻的趸船，还以粗缆连接，互相依傍。
当然，也有些趸船并非是浮码头改造，而是本来就是鸦片走私船，看到作为鸦片仓库，每月每箱有五六块洋银的租金，有利可图，就停在了伶仃洋，也做了鸦片“趸船”。米罗普号、萨马龙号、狄金尼号、詹姆西亚号、克罗加将军号……二十多艘趸船，不远不近地停泊在伶仃洋，等着鸦片商人的到来。
除了趸船，伶仃洋上往来穿梭着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船只。最小的是舢板，多是贫苦渔户，并无力走私鸦片，为趸船上送米粮、小吃、器具，赚点儿小钱。大点的是“快蟹”，又称“扒龙”。“快蟹”本是海盗船，船身狭长，帆张三桅，两侧各置桨数十具，每桨配身强力壮水手两人，举桨时如蟹脚伸缩，其速极快，故名“快蟹”。元明时期，“快蟹”就闻名珠江口外，海盗用之抢劫财物，后来则用之走私鸦片。船上装有枪炮，官兵追缉时便加速逃窜，开炮拒捕。官兵莫可奈何。到了后来，水师也配备了“快蟹”，算是以毒攻毒。伶仃洋一带的“快蟹”有六七十只，名义上都有正当营生，其实无一例外都走私鸦片。
再大的船是近年来从美国商人那边时兴过来的“飞剪”船。这种船船身细长，船头尖削，空心，且有一杆斜桅；船身装置高耸入云的桅杆三根或四根，每杆上有五道帆或六道帆，在顶桅帆上还挂有月亮帆和支索帆，船身两侧还有外伸帆桁，可挂翼帆。因为帆多，面积大，可乘八面来风，尤其是逆风的时候，可以通过调整帆的角度，走之字形，照样可以借逆风行船。因船身低矮，几乎贴着海面剪浪而行，因此被称“飞剪”。“飞剪”不以载重量见长，最大的不过装四五百吨；它是以快取胜，从伶仃洋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只需四十多天，而一般的帆船则需要八九十天。做生意，快一步就有钱赚。特别是中国的茶叶，早一个月运到伦敦，“新到中国雨前茶”，牌子一挂，趋之若鹜，那是多大的一份利！
西南方向，有一艘三桅大船驶来，看吃水，就知道所载不下两千吨。这是只有海洋霸主英国的商人才会有的大船。看到老主顾到来，便有趸船派出小舢板驶去，把商船夹带的鸦片一船船运回到趸船上。远处就有专管鸦片缉私的水师官船，上面挂着“韩”字大旗，都知道那是水师韩副将的座船，他的座船前还有两艘“快蟹”巡船。但不用去管，因为早就取得默契，他们此时是不会干涉的。
商船卸完鸦片，便向东北方向驶去，目的地是广州，在那里，他们将继续进行茶叶、生丝、布匹、绸缎、大黄、白铅、瓷器及糖等合法生意。同时，他们带去了少量的鸦片样品，与设在广州的窑口商人或大商贩派出的代表谈妥，一手交钱，一手交提货单。提货者再雇快蟹到趸船上凭单取货。取了货，或者乘夜运往广州，或者运往他处，由此流向大清的角角落落。这个交易程序，其实尽人皆知。水师的巡缉船当然更知底细，但他们很少去巡缉，彼此都有背后的沟通，一般到不了撕破脸皮的程度。
看到鸦片运到趸船上，水师的巡船该上场了。果然，一艘“快蟹”举桨飞驰，向趸船驶来，到了趸船边戛然而止，贴着船舷停了下来。趸船上的洋人连跷大拇指，口中叫着：“good、good！”中国雇工则吱呀呀把一架铁舷梯摇下来，垂在“快蟹”边。韩副将和文书还有两个护兵先后登上趸船。
英国船主早就由通事陪着，站在舷梯口等着，通事向韩副将打千请安，英国船主行的是鞠躬礼，弓腰伸手做一个请的手势。趸船上好不热闹，甲板上堆满了鸦片箱，箱子上贴着两支箭穿过一颗心的商标，那是东印度公司的标志，显然，这是最昂贵的“公班土”，是鸦片中的上品，都是由英国人从加尔各答贩来。还有贝勒那斯所产称“刺班土”，麻尔洼所产“白皮土”或“白土”“小土”。这些都产自印度。此外，还有一种“金花土”，产于土耳其，由美国商人贩运，质量和产量都无法与“公班土”相比，但价格便宜。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购买鸦片的买主们正在打开箱子，拿出一个黑褐色的鸦片球，拿小刀剜起一块送到齿间咬几下，凭他们的一条舌头，就可品出鸦片的真假和质量。他们都认得韩副将，尴尬地一笑，然后各忙各的。
甲板上帆布下盖着的是几门火炮，那是用来对付海盗的；韩副将明白，如果闹僵了，这些火炮也会用来对付他的水师巡船。他知道自己的水师在这些火炮前，几乎是不堪一击。好在大家没闹崩，船主和通事陪着韩副将向船舱里去。舱门口摞着一箱箱的洋银元，还有铸成元宝形状的中国纹银。这些钱财就那么不经意地摆在那里，连看守的人也没有。进了客厅，韩副将坐下，仆人敬了雪茄和咖啡后，他和蔼地问：“刚才好像又进了一批，有多少箱？”
通事代船主回答：“不多，三四十箱。”
韩副将说：“上面严禁，我们是吃官饭的，不能不效忠朝廷。我得向邓总督有所交代。我看，还是让人去量一量。”
走私鸦片船要向水师交纳规费，标准是拿绳子量出船的长和宽，乘起来的数目就是规费的基数。
通事与船主叽叽咕咕一通，通事说：“韩将军，水师的规费，最近已经交过了。您看，是否高抬贵手？”
韩副将说：“交是交过了，可那是一个月前了。这一个月间，进进出出，又过了多少箱，你们比我清楚。”
通事再和船主商议后，对韩副将说：“将军请到内舱说话。”
韩副将对他的护兵和文书说：“你们就在这里等我。”
约有十分钟，韩副将心满意足地走出来了，说：“按旧例，取四箱。”
水师巡缉队与鸦片船有协议，规费之外，每万箱再收四百箱作为缉私成果，上解总督府。近三年来，他每年都上缴五六百箱，总督邓廷桢上奏请奖，道光皇帝下旨赏加韩副将提督衔。
四箱“公班土”从趸船上吊下去，放到“快蟹”里，韩副将则在护兵的扶持下走下舷梯。等他坐稳了，三十多副桨同时划动，“快蟹”箭一般地驶向远处的座船。
看到水师巡船远去，一艘艘舢板、“快蟹”，还有“飞剪”向趸船聚拢过来，满载后四散而去。“快蟹”多是向北，是广州方向，那里有大批的大小窑口等货；也有向东去，方圆百余里都是他们的送货范围。“飞剪”船多是扬帆东去，他们将往厦门、福州、宁波、定海，再远甚至到烟台、天津，在那里的海面上，有老主顾等着他们的“洋药”。
这些从伶仃洋上再次起程的“洋药”，虽无脚不能自行，无翅不能翱翔，但他们借船舶之舱，驴骡之背，挑夫之肩，贩夫之小轮车，几乎登陆到大清的角角落落。流入广东的，可由梧州、浔州转销于广西，由乐昌、连州等地转销于湖南，由南许、大余转销于江西。流入福建的，由浦城、福鼎、寿宁转销于浙江。流入江苏的，由长江水道突入湖北，又经商州龙驹寨、旬阳、蜀河入陕西。流入山东的，转销于河南、直隶。流入直隶者向西销往山西，往北则由山海关、锦州流入盛京。或者从营口登陆，一路北上，以至吉林……
鸦片走私在伶仃洋上交割，合法的买卖则在广州城南的十三行进行。这片地方在广州城西关外、珠江北岸，刚兴建时这里还是广州的郊区，如今却已经是广州最繁华之地，就是皇宫所需金银及各种“奇技淫巧”的洋货，也大都向此索取，因此又有“天子南库”之称。
广州十三行的称谓到底源于何时，有多种说法。通常的说法是，追根溯源，得追到明朝的时候，葡萄牙人占据澳门，明廷设牙行，指定商人专门与洋商交易，这些商人称为行商。清初，因为战事频繁，又因为收复台湾实行禁海，对外贸易停顿。等康熙收复台湾后，重开海禁，设闽海关、浙海关、粤海关、江海关四口通商。到了乾隆年间，朝廷怕与夷人交往太多把大清国的民风带坏了，乾隆下令，改为粤海关一口通商。不过对洋人的说法是，大清国啥也不缺，没必要设这么多海关与你们互市。你们从海上来，最近的就是广州，只留粤海关与你们交易就足够了。从此，广州成为中国唯一对外贸易之地。清沿袭明制，洋人交易必须通过行商。大概康熙年间行商是十三家，因此有了十三行的说法。不过，有时多，有时少，并非恒定十三家。最多的时候曾经达到二十八九家，少的时候只有七八家。这些行商是与洋商交易的商人，同时又要代表朝廷对洋商进行约束管理。朝廷为什么不设官员与洋人打交道，却把管理职能交给商人？因为在大清国眼里，洋人是夷类，也就是未开化的野蛮人，还不配与官府打交道。而且，中国历代重农轻商，士农工商，商居其末，商人再有钱，见了官员也低三分。何况是洋商！在朝廷的公文中，一律称之为夷商——蛮夷商人。
夷商没有资格直接与官府打交道，他们有所请，得通过行商递“禀帖”。他们还不准进广州城。他们要吃喝拉撒，怎么办？就在广州西关外行商聚集的地方，由行商们投资建了馆舍，供洋商租用，称之为商馆区，中国人则称为夷馆区。建筑当然都是洋人风格，与附近的中国建筑各异其趣。夷馆区前，直到珠江岸边，是一个大操场——中国人叫校场，洋人早晨或下午，在里面跑步，遛狗，还有几排木头架子，洋人在上面吊膀子，翻跟头。
租住十三行的夷商，朝廷给出的清规戒律特别多，不准带女人来，情妇不行，使唤丫头不行，就是妻女也不行；洋人不准随便出商馆区，只有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三天，可到珠江对岸的海疃寺游玩，每次仅限十人，必须由通事陪同，还必得在日落前回来；冬天洋人商船要借东北季风往欧洲回航，贸易结束，十三行街的洋商不能在此过冬，必须到澳门去……洋商们感到不可思议的规矩太多。他们闹不明白，为什么呀？凭什么呀？没人回答他们的疑惑。因为在中国人看来，很简单，你们是夷人嘛。
中西贸易，全由广州一口经营，这是多大的利益！不到百年，十三行成为广州乃至整个中国最为繁华之地，不少行商一夜暴富。十三行地方东西不足一里，南北一里稍多，在这个弹丸之地，洋行、商铺、货栈、商馆林立，其交易额何止万万两。“十三行商”“十三行街”“十三夷馆”“十三行货”闻名全国及至世界。
商馆区西侧有东印度公司商馆，是十三行里最气派的商馆，前面还有一片不小的花园，叫英国花园。此时，已经变为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的驻地。
英国政府设立商务监督，时间不长，是四年前的事情。此前，英国在华商务由东印度公司垄断，派一名大班负责管理在广州的商人。四年前，也就是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4月，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被取消，英国商人对华贸易进入自由阶段，驾着帆船到广州来的英国商人骤增。这些商人如何管理？中国官方是希望英国再派个“大班”来管理，一如旧制。英国政府则希望借此机会，派官员到广州来，不但管理商人，而且经手与中国的外交，建立起在他们看来正常的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而不能再如从前，只是商务关系，更不能像从前那样通过十三行行商递交屈辱的“禀帖”。
如今的商务监督是查理·义律，出身于英国贵族，十五岁就入英国海军，是首任监督律劳卑的秘书。他已经是第四任监督，但改变中英贸易体制的目标仍然没有实现，他与中国官方打交道，仍然要由十三行代递禀帖。
他一直在为此努力。这天晚上，他约请了英商中的两位密友——查顿和马地臣前来密议。
威廉·查顿时年五十四岁，因为人很精明，精神头又好，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小许多。他是苏格兰人，十八岁从爱丁堡大学皇家外科学院毕业，决定到东方闯一闯。他做了东印度公司一艘商船上的医生，随船十几年，捎带货物经营，不但积累了资本，更积累了经商经验。后来他干脆辞职，在广州经商。
坐在查顿对面的詹姆斯·马地臣，比他小十二岁，也是苏格兰人，也是爱丁堡大学毕业。不过马地臣出身贵族，比查顿的起家更体面一些。如果说查顿起家于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船上，走的是“甲板”之路的话，那么，马地臣则是从加尔各答商行的“账房”案上开始学习生意经。他大学毕业后到加尔各答叔父的公司从事会计工作。工作了六七年，有一次他叔父委托他把一封信递交给英国船长，结果他只顾在酒吧和女人浪漫，把这事忘了，等他想起来时，船已经开航了。那时候从加尔各答到中国，要借季风行船，一年只打一个来回，这一失误无可挽救，他被叔父赶回英国。一位老船长劝他说：“为何不到广州去碰碰运气呢？”反正回家也没颜面，马地臣就改变了主意前往广州一试。到了广州，他就从事鸦片走私，很快和查顿相识。后来，两个人又到同一个公司合伙做生意。当时鸦片走私的中心在葡萄牙人控制的澳门，查顿和马地臣千方百计把走私船开到了离广州城二十余公里的黄埔，在他们的带领下，黄埔成了鸦片走私的新基地。到了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两人正式合伙成立了查顿·马地臣公司。
查顿·马地臣公司成立后，两人都是如虎添翼。查顿瘦高个，性格急躁，善于策划，擅长演讲；马地臣是个矮胖子，性格温和，不善言辞，但长于落实。两个人虽相差十几岁，但彼此配合很好。在鸦片走私船被赶出黄埔后，到伶仃洋泊趸船走私鸦片，就是两个人的主意；看到飞剪船速度快的巨大优势，发现其蕴含的商机，首先大量购进飞剪船用于鸦片走私的，又是他们两个；用飞剪船把鸦片运往厦门、宁波、舟山，开拓中国沿海市场的，还是他们两个。查顿·马地臣公司步步着先，迅速发展，鸦片走私量至少占英国鸦片商人的三分之一。
两人影响如此巨大，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自然会特别重视。义律反对鸦片贸易，鸦片走私商都不太喜欢他，愿意给他出主意的，似乎也只有查顿和马地臣两人。
义律见到两个人后，第一句话就是：“我听到消息，中国朝廷要严禁鸦片走私，我打算配合他们，以获取支持，为大英帝国开拓市场争取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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